中等发展阶段的经济逻辑

中等发展阶段的经济逻辑

研究宏观经济，需从供需两个面出发。总供给受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影响。而中国此前的工业化过程和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依靠”——增长依靠投资、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结果出现货币扩张的规模特别大，M2占比GDP超过190%，信贷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130%，银行业资产总额占GDP的比例超过250%。投资主导的总供给过剩之下，“三依靠”模式必定难以持续。　　总供给过剩凸显的是总需求不足，而这背后是收入分配如何制约经济增长的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低，穷人更想消费但是没有消费能力，启动内需总不能靠奢侈品拉动。　　而统计数据公布之前，有些机构对2012年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测偏高，反映出过于乐观的预期。在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下，这轮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周期性调整，而是长期趋势。　　对应于“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下，国家的整体要素生产力呈持续下降态势。过去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又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历史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正面例子；而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反面例子。　　中国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本优势、环境资源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持续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但是科技创新比较优势还没有建立起来，难以支持更高的潜在增长水平。　　所以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正在急剧发生变化。就算财政政策很宽松，货币政策很宽松，原有增长模式也很难持续。　　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年宏观政策总体到底是宽松，还是紧？有些人认为2012年宏观政策偏紧，所以期望2013年货币政策更加宽松，甚至有人说2013年新增信贷增长应该达到9.0万亿元甚至9.5万亿元。　　不审势则松紧皆误。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并不是很紧，而是相对宽松的。无论是从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还是信贷增速来看，都是比较宽松的。　　但问题是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的现金(M0)相对紧，这反映在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大幅度放缓。M1和M0增速很低，反映经济活动效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下降。而现在存在三角债情况，造成银行对放款相当谨慎。改善宏观政策的效率才是重要的问题，政策工具本身不是万能的，因为政策的效果确实在下降。　　如何解决经济短期总需求不足、长期供给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国家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农业银行高度关注城镇化，专门组织了课题组研究，目标是先弄清楚城镇化的逻辑。可将其概括为两项任务、两项改革、两大动力和两大难点：　　两项任务是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大家说起来是解决8亿农村人口的问题。其中有4亿是过去30多年进城的人，但还没有享受到教育、社保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精细化；还有2.8亿游离在城市当中的农民工，这2.8亿还没有落户成为市民；此外还有1.2亿未来待转移的农民。　　两项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从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现在城镇化的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是美国在1890~1920年代的农业和其他产业已经出现高度整合，都是三、四个大公司主导，产业高度规模化和集约化，中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前提是两项改革，一是土地制度改革，要不要允许承包土地宅基地自由转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户籍是否要继续限制乃至收紧？

两个动力是工业主导和投资拉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很难都去搞简单的服务业，所以城镇化还必须是工业主导，投资拉动。然而我们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如果都发展新兴工业、高科技、技术密集型工业，可能又无法吸收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如果投资拉动，投资的钱从哪儿来？　　两个难点是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和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一是土地是否允许自由流转，农业如何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二是大规模的人进城以后，靠什么产业来保证居民持续就业？　　要推进城镇化战略，必须解放思想，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问题，包括国债市场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消费金融创新。　　第一，创新国债市场，通过发行长期特种国债解决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可以发行长期国债，譬如30年、50年乃至永久性国债，以国债去购买农民的土地。农民每年都有固定收益，国债可以分期流通。未来长期国债、市政债券和城投债、公司债，都应该大力鼓励发展。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利用债券创新成功解决的城镇化的土地流转问题，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土地成功流转之后，农民进入城镇，需要有能够吸纳大量低水平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在过去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之下，中小企业融资是比较困难的。难点不在于宏观货币政策，而在于微观层次。银行机构与中小企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尤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关注风险，势必对中小企业惜贷。　　因此，首先需要改革监管政策，改变银行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小企业信息披露和监管，减少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需要鼓励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引入一些新型的、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解决有效市场不足的问题，鼓励多层次金融创新产品和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三，大力鼓励个人消费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和银行更多地发放消费信贷。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不可能建立起来。20世纪初期，美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个人收入增长的条件下，企业家成功创造出个人消费金融模式，分期付款购买汽车、农用机械等等，拉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消费信贷是我们银行业目前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近期网商的迅速崛起，甚至挑战到了银行的传统优势地位，就充分说明这个领域潜力巨大；同时对金融机构而言，消费信贷的风险也较房地产信贷等其他银行业务要低。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将当前银行业自身综合经营转型与国家城镇化战略结合，利用消费信贷释放消费潜力，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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