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等收入陷阱看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从“中等收入陷阱”看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4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但结合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情况，担心中国走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疑虑有增无减。而对先前已经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进行一番审视，似乎能给我们提供某些启发。　　“中等收入陷阱”来源于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它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状态，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一些学者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很明显，一旦进入这个时期，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矛盾，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且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虽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在少数，而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掉进陷阱的概率非常大，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由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进军的国家而言，摆脱宿命论式结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那些已经摆脱陷阱的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值得后来者借鉴。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欣慰地看到，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成功晋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行列。在这五个经济体中，日本、香港、新加坡的情况比较特别，主要在于它们在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在原有的体制上进行的，没有牵扯到经济体制与制度的改革。或者说，它们走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主要缘于相对简单的经济机制与经济技术的改革与变化。因此，对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三个经济体成功转型的借鉴意义并不大。按照世界银行的解释，与它们处境类似、有着类似制度基础的国家，如果没有飞跃陷阱，那大体是诸如时机选择不当、技术瓶颈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失策等具体技术性原因造成的。倒是另外两个经济体，包括台湾与韩国，其成功的经验对大多数后继者更有参考价值。　　我们知道，台湾与韩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重点在于进行了包括一系列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那种专制独裁的体制，建立了新型的民主法治体制，重新构建了权利框架，构建了相对均衡、相互制约的权利关系，为市场经济发展腾出了足够的空间。及时有效的政治转型不仅保障了整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旺盛的活力，而且避免了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阻碍因素。　　相反，那些被“中等收入陷阱”束缚的经济体之所以没能跻身高收入行列，主要原因还是在政治体制上。尤其是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对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弊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降到很低限度。结果是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对比现状，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拉美国家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困境极其相似：1、各种形式的垄断势力主导大量经济活动，市场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旮旯里，公平竞争、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利益关系被扭曲；2、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市场活动，寻租、腐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常态性力量，严重阻碍了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以致创新意识微弱，经济活力不足。　　而从问题的性质来看，可以肯定，这些矛盾不可能通过经济领域自身的改革而消除，原因在于它们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产权关系重构、财产保护与司法公正。也就是说，我们从“先经济后政治”的策略上走出来的改革之路已经延伸到了自己的边界，再往前走，已经或将要面临坚硬的壁垒与巨大的阻力。而这些壁垒与阻力来源于改革滞后的政治领域。因此，如果不对此进行相应的改革，经济增长也许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全社会共同进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达成的。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